周作人因当汉奸被判枪毙股票融资啥意思，被胡适等人救下，改判坐牢,49年出狱后曾决定去台湾，后写信给毛主席,毛主席只评了一句话，改变了周作人后半生命运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无条件投降，全国人民都在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时，周作人却深感忧虑，因为他意识到，国民政府不久将颁布惩治汉奸的条令，而他自认为曾做过的某些行为可能会被审查。

1946年，周作人被正式以汉奸罪起诉。审判过程中，法官详细列出了他的所作所为，包括他在战时的各种行动。

面对这些指控，周作人试图为自己辩解，声称自己的行为是为了保护教育和减轻民众苦难，而非出于对敌人的支持。

然而，无论他的解释多么动人，都无法改变他与敌占权力合作的事实。最终，证据确凿的情况下，首都高等法院判他有期徒刑14年。

周作人的童年，不同于兄长鲁迅的经历。尽管同样出生于绍兴的书香门第，周作人却鲜少接受到父母同等的关注与期望。这种家庭环境的差异，对他的性格与价值观塑造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。

1912年，周作人随兄长鲁迅留学日本，他们租住的公寓聘请了一位日本女佣羽太信子，以负责日常家务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周作人与羽太信子频繁的接触逐渐演变成了深厚的情感，终于不久后两人决定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归国后，周作人凭借其才华，很快在北京大学获得了教席，并参与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，频繁发表文章，倡导新思想，他与鲁迅共同成为了民国文坛的显赫人物，被誉为“双子星”。

然而，自从周母去世后，家中的权力逐渐转移到了羽太信子手中，她的挥霍行为很快就消耗了家庭的储蓄。鲁迅多次劝告其注意节约，但羽太信子不仅未采纳，反而还恶意中伤鲁迅。

在这一系列的争执中，周作人始终站在妻子一边，这最终导致兄弟俩的关系彻底破裂，从此各走各路。

在20世纪20年代，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行为的不断加剧，周作人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。他通过文字的力量，发表了多篇批评日本的文章，痛斥日本在中国的暴行，成为了当时抗日文化阵线上的一个重要声音。

然而，历史有时颇具讽刺性，曾经的热血爱国者周作人，在1934年和妻子羽太信子返回日本探亲期间，他的思想和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

返回中国后，周作人竟开始公开赞美日本文化，推崇日本的武士道精神。他的文章和言论中开始出现对日本文化的过分美化和推崇，这种态度的转变使他渐渐失去了原有的爱国者形象，反而被视为文化汉奸，为日本的侵略文化输出站台。

1937年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日军开始大规模侵入中国。因为周作人的家庭背景复杂，家中老少共十多人，南迁困难重重，加上妻子羽太信子的坚决态度，最终决定留在北平来。

日军入驻北平后，曾多次邀请周作人合作。起初，周作人坚决拒绝，但遭遇了数次暗杀企图后，他的立场开始动摇。

1938年，周作人在被迫的情况下出席了由日伪政权组织的“更生文化建设座谈会”，此举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，文化界对他的看法急转直下。

此后不久，《抗战文艺》刊登了茅盾、郁达夫、老舍等18位作家联名的《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》，谴责他的行为，希望他能回归抗日阵营。

但周作人对此置若罔闻，他不仅担任了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，还在汪伪政权下被任命为教育总署督办，与日伪官员关系密切。并于1942年与汪精卫一同出访伪满洲国，全程身着日本军服，为其部队检阅。

这些举动不仅为他带来了实质性的利益，如每月高额津贴，还使他的住所得以扩建，生活变得奢侈。但这一切的改变，都建立在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基础上，他的行为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

1945年8月15日，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最终依据确凿的证据，判决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，因“汉奸罪”服刑。

1949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逐渐压制国民党军队，最终使得国民党政府决定从南京迁都广州，并对在押的汉奸进行审判与释放。

周作人被获释后，与妻子羽太信子一同移居北京，尽管判了十年有期徒刑，但新的政权可能改变了一切，周作人心中充满不确定。

深思熟虑后，他决定给周恩来总理写信，表达忏悔，并强调自己的翻译技能，希望能为新中国贡献力量。信件最终转交给了毛泽东，毛主席想起曾在北京大学教书的老教授，认为他虽是文化汉奸，但未涉及暴力犯罪，应予以机会。

在20世纪50年代末，周作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。他的妻子长期卧病在床，随着物价飞涨，周家的经济压力逐渐加大。周作人不得已开始变卖家中的物品。

1967年5月6日，周作人在家中因病突然去世。

参考资料：魏白编著. 南京大审判揭秘——国共两党惩奸纪实[M]. 199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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