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作人因当汉奸被判枪毙股票融资啥意思,被胡适等人救下,改判坐牢,49年出狱后曾决定去台湾,后写信给毛主席,毛主席只评了一句话,改变了周作人后半生命运。
1945年8月15日,日本无条件投降,全国人民都在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时,周作人却深感忧虑,因为他意识到,国民政府不久将颁布惩治汉奸的条令,而他自认为曾做过的某些行为可能会被审查。
1946年,周作人被正式以汉奸罪起诉。审判过程中,法官详细列出了他的所作所为,包括他在战时的各种行动。
面对这些指控,周作人试图为自己辩解,声称自己的行为是为了保护教育和减轻民众苦难,而非出于对敌人的支持。
然而,无论他的解释多么动人,都无法改变他与敌占权力合作的事实。最终,证据确凿的情况下,首都高等法院判他有期徒刑14年。
周作人的童年,不同于兄长鲁迅的经历。尽管同样出生于绍兴的书香门第,周作人却鲜少接受到父母同等的关注与期望。这种家庭环境的差异,对他的性格与价值观塑造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。
1912年,周作人随兄长鲁迅留学日本,他们租住的公寓聘请了一位日本女佣羽太信子,以负责日常家务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周作人与羽太信子频繁的接触逐渐演变成了深厚的情感,终于不久后两人决定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归国后,周作人凭借其才华,很快在北京大学获得了教席,并参与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,频繁发表文章,倡导新思想,他与鲁迅共同成为了民国文坛的显赫人物,被誉为“双子星”。
然而,自从周母去世后,家中的权力逐渐转移到了羽太信子手中,她的挥霍行为很快就消耗了家庭的储蓄。鲁迅多次劝告其注意节约,但羽太信子不仅未采纳,反而还恶意中伤鲁迅。
在这一系列的争执中,周作人始终站在妻子一边,这最终导致兄弟俩的关系彻底破裂,从此各走各路。
在20世纪20年代,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行为的不断加剧,周作人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。他通过文字的力量,发表了多篇批评日本的文章,痛斥日本在中国的暴行,成为了当时抗日文化阵线上的一个重要声音。
然而,历史有时颇具讽刺性,曾经的热血爱国者周作人,在1934年和妻子羽太信子返回日本探亲期间,他的思想和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
返回中国后,周作人竟开始公开赞美日本文化,推崇日本的武士道精神。他的文章和言论中开始出现对日本文化的过分美化和推崇,这种态度的转变使他渐渐失去了原有的爱国者形象,反而被视为文化汉奸,为日本的侵略文化输出站台。
1937年,卢沟桥事变爆发,日军开始大规模侵入中国。因为周作人的家庭背景复杂,家中老少共十多人,南迁困难重重,加上妻子羽太信子的坚决态度,最终决定留在北平来。
日军入驻北平后,曾多次邀请周作人合作。起初,周作人坚决拒绝,但遭遇了数次暗杀企图后,他的立场开始动摇。
1938年,周作人在被迫的情况下出席了由日伪政权组织的“更生文化建设座谈会”,此举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,文化界对他的看法急转直下。
此后不久,《抗战文艺》刊登了茅盾、郁达夫、老舍等18位作家联名的《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》,谴责他的行为,希望他能回归抗日阵营。
但周作人对此置若罔闻,他不仅担任了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,还在汪伪政权下被任命为教育总署督办,与日伪官员关系密切。并于1942年与汪精卫一同出访伪满洲国,全程身着日本军服,为其部队检阅。
这些举动不仅为他带来了实质性的利益,如每月高额津贴,还使他的住所得以扩建,生活变得奢侈。但这一切的改变,都建立在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基础上,他的行为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
1945年8月15日,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,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最终依据确凿的证据,判决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,因“汉奸罪”服刑。
1949年,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逐渐压制国民党军队,最终使得国民党政府决定从南京迁都广州,并对在押的汉奸进行审判与释放。
周作人被获释后,与妻子羽太信子一同移居北京,尽管判了十年有期徒刑,但新的政权可能改变了一切,周作人心中充满不确定。
深思熟虑后,他决定给周恩来总理写信,表达忏悔,并强调自己的翻译技能,希望能为新中国贡献力量。信件最终转交给了毛泽东,毛主席想起曾在北京大学教书的老教授,认为他虽是文化汉奸,但未涉及暴力犯罪,应予以机会。
在20世纪50年代末,周作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。他的妻子长期卧病在床,随着物价飞涨,周家的经济压力逐渐加大。周作人不得已开始变卖家中的物品。
1967年5月6日,周作人在家中因病突然去世。
参考资料:魏白编著. 南京大审判揭秘——国共两党惩奸纪实[M]. 19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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